[40]其中，红头和口头实际上都属于政策手段的范畴。

[8]而所谓市制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的国家机关运用权力，结成各种法律关系的制度。而且直辖市的设置需要满足，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及权力分配科学化，有利于各级城市发展的科学布局，有利于满足不同地区公民的平等发展权。

城乡建设部是2008年中央大部制改革背景下，新成立的中央部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建设行政管理的国务院组成部门。[30]但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宪法中较大的市分为区、县的规定并不意味着设区县的市均可称为较大的市。【作者简介】 张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宪法教研室主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这些市的机构改革方案仍由所在省审批，同进抄报中编委备案。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笔者并不赞成此种观点，其一，地级市与较大的市在宪法上具有不同内涵。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

为何选择此时制宪？对此，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五四宪法是中共中央接受斯大林多次建议后的结果。[37]事实上，绝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绝对的民主导致的结果一定是绝对的不民主。中共中央1953年7月10日的一份电文确认，农业贷款不贷给地主和富农是一项原则，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59]。

[72]请求权要得到实现，就要有确立请求权的法律一般规范，即请求权规范。霍菲尔德提出权利与义务、特权与无权利、权力与责任、豁免与无权利共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就权力与责任这对相关概念来说，一方拥有权力，意味着另一方要承担责任。

[4]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叙述很有代表性：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注释】 [1] [德]迪特儿?格林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革命道义的情节不会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而消失，因为推翻旧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只代表向理想境界过渡的中间状态。三是通过基本权利的限制来发现和消除对立面。

[36]这种信任当然有理由，但宪法不应只局限在民主价值一端，否则可能带来有违民主初衷的后果。[40] 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17页。按照马列主义经典学说，国家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7]而发挥对抗功能，另一方面是维护和保护本阶级团结统一和统治地位的机制。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

但在1982年宪法（下称八二宪法）颁行三十余年之后的今天，基本权利走出革命建国的政治逻辑不但必要，而且必然。七  结语 回视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的宪法和政治实践，不断赋予宪法规范以社会生命力是一个发展趋势。

第一，作为过渡性质的宪法，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形成、1953年正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宪法文本，体现了权宜理性与工具理性。主体享有基本权利不是首先基于公民身份，而是因为政治上属于人民阵营。

选民是年满十八周岁有行为能力和未被剥夺选举权的公民。[33] 参见张龑：《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138页。五四宪法是一部充满对抗精神的宪法文本，它有着明确的敌我指向，阶级敌人非但不能享有基本权利，而且还受到宪法规范上斗争、反对、镇压、消灭等表述的严厉抨击。第一，基本权利的主体是限定了的，公民固然是宪法写明的权利主体，但受到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制约。西方的权利概念，无论是right、droit、diritto抑或是Recht，都具有表征个人在法律上的利益、资格与要求的功能。进一步的，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个人要援引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

五四宪法主要以宣告式规范来规定基本权利，即采用公民有……的权利的句式，宣示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积极的保护义务。只见国家不见个人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

并且，宪法第16条将劳动定性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而不是公民的义务，回避了劳动的义务属性。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曾评价中国人的内心有远离法律和法院的倾向：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

邓小平说：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为好。[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页。

第三重限度是宪法自身结构上的界限。然而，宪法的成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相反意味着新革命的开启。[60]人权入宪使得个人在面对国家的时候，获得了独立的、有尊严的宪法地位。从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限制身高行政诉讼案，到教育平等、性别平等、经济地位平等等诸多领域，平等权的规范内涵与保障体系已经相对完整的得到形成。

[21]如果没有对国家尽义务，个人的权利就无从获得，而不对国家尽义务就是对自身权利的伤害。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是人民与国家关系最好的说明。

这或许是五四宪法难以回避的历史宿命。四  作为国家建构机制的基本权利 宪法是多元价值融贯形成的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

为此，五四宪法既并行规定人民与公民两个概念，又以公民概念为主来描述基本权利主体。[14]为了尽快完成国家建构任务，五四宪法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变革经济基础，二是巩固政治基础的，三是统一意识形态。

1954年制宪之时，追求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的安全国家观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安全与秩序，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和对外交往是主要的国家职能。其次，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开启了新的革命。民主自近代登上人类政治舞台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广泛的支持和追从。即便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些所谓的消极自由，宪法也作出了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26]的承诺。

这是构成全部公权力行为的民主正当性的依据。实际上，在1949年7月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询问应当准备制定的宪法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时，答复道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9]，已经清楚的表明，制宪所确认的革命胜利只是阶段性的，宪法将为继续革命提供动力。

自觉自愿参加劳动而不是逃避劳动甚至剥削劳动者，是判断一个人能否受到社会主义宪法保护的基本标准。这并非否认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说在当前我国的宪法实施体制中，试图通过司法审查一劳永逸地开启基本权利的保护机制，固然完整了请求权规范体系，却不够现实。

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田家英在说明宪法草案的结构时，对为什么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列于国家机构之后做了说明：我们之所以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后面，是因为公民的权利是在政治制度中产生的，而且前面已经讲过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把公民的权利放在后边，并不会贬低公民的地位。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调整，个人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获得要求国家给予、作为和承担责任的请求权。